1.数字化传播实现人类传播与非人类传播的全面融合
这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飞跃，数字化传播已经超越和突破了传播学固有的范畴。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主要是研究人类的传播活动，立足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去掉了非人类传播的研究。但数字化传播中的智能传播，已大大突破了人类传播的范畴，将自然、机器和其他生物之间的传播都开始高度贯穿起来，构成了全新的传播学版图。
2. 数字化传播是五种主要传播类型的全面融合
把过去相当分裂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全面融合起来。最关键的并不是上述几种类别的传播形式简单地衔接与融合，而是促成了上述几种传播形式的质变。
3. 数字化传播是四大传播机制的超级融合，是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自传播和智能传播这四种机制的高度融合与联动
每一个新兴传播机制的诞生，虽然不以替代原有传播机制为代价，但却在传播力方面有了本质的提升，数量级的提升，是技术驱动的生产力的解放，也是传播力的进一步释放。
4. 数字化传播是人类三大学科知识体系的大融合
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真正需要工科、理科和文科的交叉和融合。数字媒体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工程性，也具有信息传播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更有着社会各主体的能动性，需要全面的科学与知识共同体的联手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