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传播学:传播学新范式和新进路

认知传播学:传播学新范式和新进路-传播蛙

作为广告商,如何才能把产品精准宣传到顾客的“心巴”?作为教师,用怎样的讲述方式才能让学生更快地吸收知识点?作为辩手,用何种话术才能有力地说服对方?……想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些日常传播活动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受众的认知规律出发,去探寻人脑对传播活动的影响机制。这也正是传播学领域的新兴分支学科——认知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传播学,在传播学发展遭遇瓶颈时回到了传播过程的逻辑起点,再次将传播学研究聚焦于人,通过对“人脑”这一黑箱的打开,深度剖析人的心智对传播过程各个环节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传播学研究走向深入、具体、微观提供了可能。目前,认知传播学在国内外发展如火如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小羊就带你一览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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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学的内涵与研究对象

20世纪末期,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效果、范式、功能等方面遭到学界质疑,导致传播学相关研究陷入停滞。在争论中,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重表象轻本质,整个学科缺乏成熟的研究范式以及核心框架。而随着认知科学在国内外的逐渐兴起,认知科学与传播学发生巧妙碰撞,促使传播学将人脑意识纳入研究范围,从神经作用机制的层面对经典传播理论进行创新性阐发,推动了传播研究的转向

作为学科交叉的典型产物,“认知传播学”并非认知科学和传播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在认知科学的视角下将人作为传播主体,研究传播活动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目前,对于其内涵与研究对象,学界已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1)认知传播学,顾名思义,是认知和传播融合研究的理论系统,是研究人在传播活动中人脑和心智工作机制规律的学说,是人们运用认知科学成果,研究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行为、传播内容、传播流程等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四川大学 欧阳宏生 朱婧雯

欧阳宏生,朱婧雯.意义·范式与建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9):14-20.

(2)认知传播学是“以人为主体,以信息为工具,以传播介质为桥梁”,探究人的认知行为与传播现象、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人的心智与大脑处理机制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的一门学科。

——成都大学 李茂华 欧阳宏生

李茂华,欧阳宏生.接受主体的认知传播机制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1):18-23.

(3)本研究梳理了三种认知传播学相应的不同研究场域,一种视角着眼于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接受主体,二是着眼于传播信息特别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传播人即传者,三是研究传受双方互动的结果即传播效果。

——四川大学 朱婧雯

朱婧雯.认知传播:深化学科建构与研究实务——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国际认知传播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5):158-159.

(4)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传播中的信息和意义的加工与认知改造,心智与传播现象、要素的关系,以及传播活动与人的认知行为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川外国语大学 林克勤

林克勤.认知传播学的宏观学术视野[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12):14-19.

(5)具体来说,认知传播学的研究主体分为五大领域:

其一,人脑作为 “暗箱” 的认知—传播意识研究。

其二,符号作为工具的认知—传播内涵研究。

其三,媒介作为介质的认知—传播流程研究。

其四,社会作为背景的认知—传播生态研究。

其五,实证作为手段的认知—传播效用研究。

——四川大学 欧阳宏生 朱婧雯

欧阳宏生,朱婧雯.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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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认知传播学兴起的特殊背景赋予了它突破和拓展传统传播研究的重大使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播学固有的效果考察的局限,从而为开创传播学的新范式和新进路提供了可能。对此,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建构层面阐释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意义,而国外学者多通过认知科学与人类传播活动相结合来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从而揭示了认知传播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1)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包括: 对人文视角、人际关系和非实体空间的发掘,坚持了一种从主体性升华为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进路; 把体验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中心,涵盖了从意向性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和着重于阐释传播的间接体验; 认为所有进入人脑的事实和意义都经过了知识、经验、情感、立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心智的加工改造。

——四川外国语大学 林克勤

林克勤.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J].中州学刊,2022(02):158-165.

(2)认知传播的微观文化价值在于确证个体知识经验获得、积累的重要,通过知识储备和经验积聚的增加,提升对信息的感知加工及对媒介及其生态变迁的适应力,推动个体的认知调适、重构及传媒鉴赏力的增强,提升后续认知能力和认知素养。

——四川大学 王江蓬

王江蓬.多元文化生态中认知传播的文化价值研究[J].编辑之友,2016(10):79-82.

(3)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情感属性的词语,负面属性的词语出现后,听众的皱眉肌反应更强;同时,正面属性的词语在听众中引发了定向反应,而负面词语的使用则没有引发类似效果。该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交流过程的动态本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首先,数据确实表明单个词汇很重要——它们对听众和信息之间发生的动态交互有明显影响,故应鼓励广告文案运用合适的词,或者至少是与所创造信息的情感基调相匹配的词。其次,该研究成果可以被用于大学的传媒系或传媒学院的教育实践中。因为在那里,教学人员共同致力于培养出未来尽可能高效的传播者。

——李圣经(Sungkyoung Lee)

罗伯特 F. 波特(Robert F. Potter)

Sungkyoung Lee, Robert F. Potter.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Words on Listeners'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in the Context of Advertisement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0.47(8):1155-1180.

(4)研究结果表明,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ADHD)相关行为会预先影响儿童的媒介选择,而媒介效果则不会对ADHD相关行为产生影响。该研究是第一批为幼儿暴力媒体使用和多动症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为儿童媒体选择过程提供了依据,支持了儿童倾向于选择与其性格一致的媒体内容的观点。

——伊根·保恩(Ine Beyens)

杰西卡·泰勒·彼得罗夫斯基(Jessica Taylor Piotrowski)

帕蒂 M. 瓦尔肯伯格(Patti M.Valkenburg)

Ine Beyens, Jessica Taylor Piotrowski, Patti M.Valkenburg. Which Came First? Assessing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s Violent Media Use and ADHD-Related Behavior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0.47(8):1228-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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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于2010年12月举办的“传播学与认知科学”研讨会开启了中国认知学与传播学的体系化融合研究之途。2014年4月,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端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自此,认知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正式提上日程,并基本形成以喻国明教授领衔的认知神经传播学团队和欧阳宏生倡导的认知传播学理论建构团队两座高峰。[1]

目前,国内对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已大致进入到体系建构阶段,其中以欧阳宏生为代表,对认知传播学的源起、目的、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阐释,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厘清,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架构。尽管如此,真正涉及人脑和心智工作机制的认知传播研究成果仍然较少,“认知传播学”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1)就认知传播学的学科构想和论证而言,存在诸多学理上的漏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科缺乏基本概念支撑,学科属性定位与研究对象不明确,学科缺乏独立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陈旧。

——燕山大学 冯月季

冯月季.认知传播学:学科合法性质疑[J].编辑之友,2018(07):31-36.

(2)就认知传播学来说,其跨学科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其学科边界定位的模糊,尤其是对于初入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学科界限的混乱会直接导致培养的模糊不清与学术的摇摆不定,从而影响学科的长远化、常态化发展。

——四川大学 姜海 欧阳宏生

姜海,欧阳宏生.论多重视域下认知传播学的本质特性[J].中州学刊,2016(01):166-172.

(3)从此前的认知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认知研究的认知活动,研究者有逐渐陷入过程与程序的危险之中。利用大量的试验手段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往往忽视了认知活动本身的目的是在于确定人的主体性,使得研究成为了哈贝马斯口中殖民化了的“生活世界”,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

——四川外国语大学 蒋东旭

蒋东旭. 传播研究的起点: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人的认知与传播[C]//.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15:92-97.

(4)尽管近期在媒介心理学领域这一类研究活动有所增加,但媒介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仍然很少(如研究小组和研究项目较少),媒体心理学家对综合媒体研究的接受程度仍然相对较低。

——浙江理工大学 何苗

何苗.认知神经科学对传播研究的影响路径:回顾与展望[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1):5-23+126.

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认知传播学已成为中国传播学将来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但目前国外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认知传播学研究体系,仅仅停留在通过对认知与传播的关系构建和路径互搭来进行表层分析的初级阶段。因此,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是领先者、领跑者,接下来就要依靠业内专家的共同努力,继续稳站于国际学术的前沿[2]

目前,认知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受到了传播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该领域研究人员密度较大、代表性学者和成果已经出现;有专业协会、学术期刊等学术交流平台;已具有相对科学的研究范式、理论和技术;构建起获得主流学术界认同的学术共同体[3]。但不可否认,未来的学科建构仍有许多可完善的空间。如进一步推动学术成果的转化,加强认知传播相关平台建设,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更加紧密结合,等等。

(1)探究认知传播的未来发展向度,如果说“交叉学科”是学者们的期望,那么认知传播的取向便在于积极担负起开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科学新体系的使命,并争取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

①加快认知传播的平台与团队建设

一方面,认知传播的研究需要在现有的研究平台(学会、研究中心)的基础上,考虑与其他独立机构合作的可能性,并强化研究团队的资源优势。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型的研究,不同团队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工具,从而形成不同的研究风格,这对于认知传播学来说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亦需考虑突破既有框架,建立国际对话通道。这种跨国跨文化认知领域将进一步弥合现有研究的不足,创新认知传播的结构。

②深化科技助力的认知传播应用研究

这里所说的“科技助力”,旨在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借鉴到认知传播中来,借助仪器来完成信息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的脑电波、心率等测量结果统计,并将之用于论证传播内容与受众认知之间的内在机制。

——四川大学 梁湘梓

梁湘梓.论认知传播学的身份定位与发展向度[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02):179-184.

(2)认知传播需要强调从认知情境的移转、文化记忆的互构以及认知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去探讨本土被社会不断认知与重建的过程。在认知传播的范式转型之下,传播本土化研究应当反思以国家为主体的框架,超越研究者的经验限制,将本土落实为更为具体的可感官、可认知的存在,从而不断回应中国的问题,创造新的知识资源,提升本土与世界的对话。

——浙江大学 邵培仁 王昀

邵培仁,王昀.本土化方法革新:一种认知传播视角的回应[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5):14-20.

(3)作为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认知传播学既要将作为学科建构基础的理论进行有针对性、有深度地拓展和创新,丰富认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巩固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权威性。同时,认知传播学还要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一方面从社会现象中获取研究灵感、推进学科研究的时效性、不断延续本研究的创造活力; 另一方面将研究推导得出的权威理论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将宏观理论用于传播研究运行中的微观细节,提高认知传播研究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四川大学 欧阳宏生 朱婧雯

欧阳宏生,朱婧雯.意义·范式与建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9):14-20.

认知传播学的相关研究展示了在脑科学技术支撑下传播学学科的新发展。对认知传播学的深入探讨,在微观层面能够使个人从系统论的角度理解人脑和心智在传播活动中的机制规律,从而提升个人传播活动的效率;在宏观层面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突破传统窠臼的思想空间[4]

目前,认知传播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已具雏形,但国内运用理论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的研究仍较为匮乏,真正运用脑科学相关仪器进行的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下一步,如何将该学科的丰富理论知识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真正发挥出该学科的社会价值,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作者:张林蕤

来源:羊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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