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可供性（affordances）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在传播学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然而，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却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最近关于传播技术使用的实证研究中，围绕可供性一词的使用出现了不少矛盾。
本期为你译介《阐释可供性：一个传播研究中理解可供性的概念框架》一文的关键内容，其中，包括作者提出的三个可供性判断标准，以及将可见性（visibility）作为示例，来检验它与这些最低标准是否存在对应，一起探讨可供性这一术语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注：本篇论文由SandraEvans等人发表于著名传播学期刊JCMC(2016年)。近年来被广泛引用，也成为了可供性研究中的关键文献之一。
“可供性”判断的三个标准
“可供性”一词最早由Gibson提出。他认为，可供性是指在环境中可获得的行动可能性。对Gibson而言，可供性是相对于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而存在的。即便行动者的需求和目标都改变了(或者任意一个发生改变)，可供性也不会改变。
紧接着，Norman在设计领域继续推广了可供性这一视角。他将可供性定义为“对象物的设计”。这一定义认为，对象物的性质会引导用户如何使用它。另一方面，又有学者认为，可供性是通过与技术的直接互动而浮现出来的，这往往作用于使用者的试验和适应过程，进而形塑人们对技术采取的行动。当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现，可供性展示了一种“关系”：技术的物质性影响用户行为，但不能决定用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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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性”的概念对传播研究者很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无论是物质性还是建构主义的观点，都不足以解释技术的使用。换句话讲，可供性主张：学者应该关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行为。
基于以上梳理，我们认为，当我们谈及“可供性”时，至少应该有三项标准。
标准一：可供性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的特征
由于学者们经常使用可供性的观点来分析传播技术在社会环境中的作用，因此，学者经常会重视技术的功能导向，而不是对象与人类目标之间的协调。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认识技术使用中存在的主体（agency）。人与物的关系意味着“可供性”既不属于环境，也不属于个人，而是个人与其对环境的看法之间的关系。
既有研究将功能（feature）定义为“用户可以用技术做什么”。功能是一种使用户能够活动的工具或属性。作为结构特征或设计元素，功能是系统提供的特定类型的规则、资源或功能。例如，智能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就是一种功能。然而，当我们使用可供性一词时，我们关注的是“可记录性”（即捕捉人、地点或事物的图像或视频的能力）。至于记录什么，则因人而异。
Treem和Leonardi指出，功能是静态的，而可供性是动态的，这是从用户、对象及其特征之间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对桌子的功能达成共识，但对于它的可供性（用于吃饭、存储或隐藏）却会有不同的看法。
标准二：可供性本身不是结果
可供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和结果，但它本身不是结果。结果不一定是行动，但需要与行动者的目标相联系。例如，如果一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目标是找到新邻居的照片，有人可能会说，社交媒体提供了观看个人资料照片的机会。然而，我们认为，社交媒体提高了内容的可见性（visibility）和可搜索性（searchability），这导致了看到照片的结果。换句话说，可见性和可搜索性使得发现、遇见、观看、消费内容的行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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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定位照片是行动者的目标或结果，而可见性和可搜索性则反映了行动者实现目标的可能手段。由此可见，可见性和可搜索性不是绑定到一个对象的特性，也不是结果；相反，它们反映了对象、用户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一标准，学者们还应该注意，一种可供性可以与多种结果相关联。这与Gibson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个体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可供性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在上面的示例中，可见性不仅仅与定位照片有关，也与一系列结果相关，例如，查看个人的社交网络或监视他人的活动。因此，个体之间虽然有不同的目标和结果，但有可能都和同一种可供性相关联。在社交场合中，可供性的存在并不能决定结果。
标准三：可供性具有变异性
在定量研究中，变异性（variablity）意味着变量的离散程度。在这里，我们使用变异性来描述可供性的范围（range）。例如，可见性可以通过能见度的高低程度来评估。我们认为，与功能不同，可供性的潜在优势在于它们不是二元的；相反，它具有不同层次的变化潜力。这一论点对可供性的统计分析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开发量表，来测量个人如何感知特定可见性中的不同变化程度。
在实证工作中，可见性的变异性是明显的，它展示了个体使用相同特征实现不同（甚至是矛盾的）行为，乃至获得不同结果。在一项研究中，Gibbs等人对技术组织中的员工如何使用社交传播技术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发现，相同的技术能提供不同程度的可见性，这影响了与他们何时与同事接触、如何参与交流以及他们分享知识的形式。同样，Majchrzak等人确定了与社交媒体相关的四个可供性：元语音、触发出席、网络关联、生成性角色承担，并指出：每一种可供性都可能促进或阻碍在线社区的知识共享。
作为可供性的可见性
一直以来，“可见性”都是社交媒体研究中最受欢迎的可供性之一。可见性是指一条信息是否可被定位，以及定位它的相对难易程度。接下来，我们用可见性作为一个案例，来考察它是否属于可供性。
标准一：可见性不是物体本身的特征
社交媒体通过聚合用户发布的内容，使信息更加可见（例如Facebook用户资料中“关于我”的部分）。社交媒体中的搜索功能使查找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这样一来，与其他数据存储过程相比，社交媒体提高了信息的可见性或可查找性（findability）。例如，如果一个人把咖啡洒在她的通讯录上，她可能会丢失有价值的联系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变得难以辨认。不过，当信息被数字化之后，这种数据损坏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可见性适用于任何包含搜索和查找信息功能的在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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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二：可见性不是一种结果
可见性与围绕信息寻求和共享的结果关系最为密切。Borgatti和Cross注意到，信息可接触程度是影响信息搜索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如果信息不可见或难以定位，则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将显著增加。同样，事实证明，信息的“可见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个人建立共同立场，并维持关系。
信息可见性通常是在组织环境中研究的。在组织环境中，机构知识可能难以获取，特别是对于新员工而言，信息交流通常取决于“知道向谁提问”。例如，Leonardi注意到，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中传播可见性的两个方面——消息透明度（message transparency）和网络透明性（network translucence）——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员工，让他们意识到“谁知道什么和谁”（who knowswhat and whom）。总体而言，企业社交网站提高了员工任务在更广泛的公司网络中的可见性，允许员工了解同事、寻找合作者，或为自己的发展定位。
标准三：可见性具有变异性
内容的可见性取决于站点的特定功能，以及最终用户对特定功能的应用。例如，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包含类似于传统搜索引擎的搜索功能；然而，如果一位用户更改了TA的隐私设置，以使其个人资料不会出现在站点的搜索中，与未进行相同设置的其他用户相比，TA的信息的可见度就会相对较低。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个人资料也提供了很高的可见度。然而，不同的网站对"关于我"这类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例如，LinkedIn在用户简介的顶部，突出总结了最相关的信息；在Twitter上，"关于我"文本却限制为140个字符。尽管个人资料在Twitter页面上非常明显，但用户可以通过该功能共享的信息字数却受到限制。
简而言之，由于“可见性”不是对象的特征，也不是结果，它还具有变异性。因此，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可供性。
来源公众号：新传研读社（xinchuanyandushe）